知識管理的誕生

知識管理自古即有，古代由於教育不普及，社會發達的速度與程度比較慢，知識對於社會的作用也不夠顯著。印刷術發明之前，文獻資源相對的稀少，仍有知識管理的實例存在，例如我國東漢劉向劉歆父子，奉命依當時社會需求，將當時能夠蒐集到的文獻材料與文獻資源，組織編製成七錄七略 ；把徵集到的文獻分為七個大類，再予以摘記大要，在二千年前這種編製目錄與摘要式的文獻管理 ，就是具體而有效的知識管理。 人類文明發展的過程中，「知識」一直是重要的推動力。但知識必須透過媒體才能擴散出去，也才能產生力量。「圖書」曾經擔負著記載知識的主要任務，「圖書即象徵為知識」的觀念，也被人們認同了好幾個世紀。在古代的歲月裡「編書」就是重要的知識管理，如司馬遷作史記便是知識管理，石渠閣、天祿閣等藏書閣就是知識管理的單位，而系統化的知識管理，便是編製系統化的大類書；明朝「永樂大典」的編制與清朝「古今圖書集成」與「四庫全書」的編製，都是極為重要的系統化知識管理。若據美國漢學家費正清先生的研究，在公元1775年以前中國所擁有的書籍，佔世界總數的二分之一以上，換句話說在當時中國擁有的知識佔世界總和一半多。故上述幾項的編書工程，又堪稱為十五世紀和十八世紀世界性的系統化知識管理。